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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上海滩名妓被杀案与现代娱乐业

来源:http://www.401ai.com 责任编辑:ag环亚娱乐平台 2019-07-13 15:29

  1920年6月,上海发生了著名的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一案,它聚合了传统娱乐业向现代娱乐业转型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变化特征,并一直保留下来,成为现代娱乐业普遍认同的行业标准。

  编者按:首先做个自己的广告:正午丛书7即将上市。在这第7本书中,我们打破了之前的栏目区隔,尝试“用故事凝视时代”,发掘名人不被知晓的另一面,寻找乡野间被忽视的角落,捕捉时代中执拗的低音。个人的悲歌,大时代中微小的努力,集聚于此,就是《正午7:我们的生活》。

  今天的正午书架推荐秋原先生刚出版的《乱世靡音》。清末到民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冲击了中国正常社会,也强烈冲击了江湖世界,从全球到中国的时局动荡在民间激荡起最复杂的世情。中国各地的帮派势力上升成为社会主流力量之一,民众的注意力被新兴的传媒牵引,与此息息相关的娱乐业和传媒业也发生重大变化,初步具备了一些现代社会的特征。这些变化,往往是在一两件典型的社会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

  青帮大亨投身娱乐业。这个“娱乐业”是有所特指的,重点强调的是高端娱乐业、主流娱乐圈。

  如果青帮大亨只是控制一些撂地卖艺的底层江湖艺人,意义不大,没什么值得吹嘘的。实际情况,是以贩毒流氓团伙起家的青帮,其势力广泛渗入上海租界内的主要娱乐场所,参与和主持重大娱乐演出活动,控制诸如梨园名伶、名妓交际花等风光体面的高等艺人和当红艺人。

  中国的娱乐行业,在民国初年也发生若干重大转变。1920年6月,上海发生了著名的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一案。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和青帮都没有关系,但它聚合了传统娱乐业向现代娱乐业转型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变化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在这个案件中才首次出现的,却在本案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使之成为典型的社会事件。

  被害人王莲英原本是旗人,她是杭州满城某家驻防旗兵的女儿。辛亥革命发生时,在杭州、西安等地,起事军民与当地驻防旗兵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旗兵和家属死伤惨重,王莲英失去父母双亲,被卖入娼门,成为上海高级妓院“长三堂子”的妓女。旗人女子才有的一些身体特征,还为破案提供了关键线年年底,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以妓女才艺评选为主题的“花国群芳选举”。名为选举,但选票都要以每票大洋一元的价格购买,且选票上要写清被选举妓女的联系方式,作用相当于拉皮条的淫媒。候选妓女得到的选票越多,不仅能当名妓,还能抬高她的身价,哪怕拿不到名次评不上头衔,也有助于开展皮肉生意。评选的第一名冠以“花国总统”头衔,第二和第三名就是副总统。在背后金主、富商之子朱子昭的大力资助下,王莲英拿到第四名,获得了“花国花务总理”称号,成为上海滩知名交际花。

  杀人者阎瑞生,是法租界震旦大学的肄业生。震旦大学是天主教会主持下的教会大学,校董和教员很多都是神父、修士,即便是受聘任教的华人教师,也要用法语授课,所以阎瑞生的法语水平很好,虽然没顺利毕业,但依然在租界电车公司找到很体面的职位。但这个人很不安分,生性风流,好嫖滥赌。人以类聚,阎瑞生和朱子昭原本就是同学,也都是浸溺在花花世界里的欢场常客,通过朱子昭,阎瑞生结识王莲英,一来二去混熟了。

  王莲英作为交际花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出条子应饭局,参加灯红酒绿的社交活动,所以特别在乎打扮,凡在公众场合露面,都是一身珠光宝气。1920年,阎瑞生丢了工作,又欠下巨额赌债,便打起王莲英的主意。

  当年6月9日,他向朱子昭借来汽车,谎称有一个重要社会活动要带王去应局,给他撑面子,顺便还可以乘车到郊外兜风。阎瑞生不是杀人惯犯,没有行凶经验,纯粹是欠债太多铤而走险。此人平时爱看外国小说,把一些有凶杀内容的小说情节当临时教材,去西药房买了麻醉剂哥罗芳(三氯甲烷),打算把王莲英迷晕了。但首次作案,过于紧张,他和另外两个从犯用沾上麻醉剂的绢布捂住王的口鼻,王反而挣扎得更厉害,只好用绳索勒毙。三个凶手杀了人,自己也被吓坏了,连挖坑埋尸这一步都没能完成,战战惶惶拿走王身上的贵重首饰,把尸体遗弃在徐家汇的农田。

  同月15日清晨,王莲英的尸体被人发现。六月中旬的上海,已是溽暑霉湿的夏季,尸体暴露在农田长达六天,中间还下过雨,已经腐胀呈巨人状。警方派来的验尸官,最初简单地判断死者是约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同时注意到死者有一双不同寻常的“天然足”。1920年,距离清朝灭亡的时间不算长,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约束还在盛行,缠足依然是妇女的普遍身体特征,即便是沦入娼业的雏妓,老鸨子同样要给她们裹脚。女尸不缠足,十有八九不是汉人。

  抓住这条重要线索,一步步追查。因王莲英名气大,很多人都见过她,且知道她是大脚,最近几天还正好没了踪影。警方立即联系妓院鸨娘,得知王是旗人,把鸨娘传唤到警局,辨认女尸的双脚和身上的内衣,身份就确认了,再查死者生前最后的活动,和谁有来往不费吹灰之力,警方锁定了向朱少爷借车、声称带王莲英出去应局的阎瑞生。

  就在次日,得到消息的《申报》就登出在徐家汇发现有天然足之女尸的新闻,案件在社会上传开了。听到风声的朱子昭还曾找过阎瑞生,他虽然起了疑心,但还不敢相信后者会是杀人凶手,只要求后者去和警方、鸨娘见面,讲述他最后和王莲英在一起活动的情况。阎瑞生知道事情败露,找个借口哄过朱子昭,逃离上海。刚想找他问问话,这人就跑了,明显是做贼心虚啊,华界警方和租界巡捕房都发出针对阎瑞生的通缉令。虽然还没抓住,但案情已基本水落石出。

  这起案件发生后,就被渲染成一桩“奇案”。看过上述案件的简略描述就会发现,阎瑞生就是一个笨拙的蠢犯,作案动机简单,实施过程幼稚,破绽百出,既不缜密也不惊悚,分明是平平无奇。但是在案发后,破案过程中发生的节外生枝;与杀人者和被害人有关联的涉案人士的反应;以及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等与案情无关的旁观者,在关注这起案件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嘴脸,合在一起,堪称一幅旷世奇景。

  被害人是著名交际花,公众人物;嫌犯是懂外语高学历的浮浪“白相人”,这两个身份都很扎眼,在一桩命案里凑在一块,噱头十足,立即引起了报社的关注,大报小报不约而同地展开跟踪报道。报社的大密度报道,带起了第一波公众关注热潮,使案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上海华界警方既感受到舆论压力,也产生了趁机利用这起案件进行社会公关的想法,痛痛快快破个大案,在市民中树立警方的正面光彩形象。

  第一件节外生枝的事就在这时出现了:王莲英的鸨娘从警局认尸回来,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找到某报社,登了一条寻物启事。她想打探王身上那些贵重首饰的下落,强调会重赏线索提供者。

  今天的娱乐圈,有一个词叫作“撞衫”,指的是出席活动的艺人,衣饰相同或相似了。重要演出、大型颁奖庆典和各种社交活动,都是艺人露脸亮身段的好机会,大家特别在意自己的衣着服饰,如果出现撞衫,“独领风骚”的效果没了,体现不出个性。所以艺人及其经纪人都把撞衫视为尴尬的败迹。

  艺人害怕撞衫的这股风气有多悠久,能追溯到什么朝代,实在不好说,但至少在清朝,一些梨园名伶在置办自己的行头时,就已经有了“御用”的概念,产生对“独一份”的追求,还带起了规模不大的攀比风气。上海花国选举中脱颖而出的交际花,相互之间争奇斗艳的架势更张扬。心思全都用在“穿”字上面,出席不同的活动,全身上下披挂名贵首饰,而且每次都要换造型,穿出不同风格。那时即便是上海这等大城市里,汽车也是极为罕见的,坐汽车出门更是标榜身份的机会,“沪上之妓女,最喜汽车,驰骋十里洋场,服装炫耀,钻石光芒,顾盼自雄,旁观侧目,风头之健,无过于是”(《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

  这么多衣服首饰,除了少数极贵重的首饰可以多次穿戴出去,以显耀自己的身份和财力外,其他衣饰使用频次很低。挺好挺漂亮的衣服,穿出去就一两次,如果都花钱买,开销大还很不值当,就有商人瞄准这个市场,提供高级衣饰和各类奢侈品的租赁服务,提供有偿造型设计外加赠送免费烫头服务,照相馆给名妓提供打折优惠,租汽车、租洋房、买报纸版面打广告、雇文人编写吹捧文连续几届交际花选举活动办下来,已经形成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关联市场。还有些奢侈品商家干脆打起广告,以提供衣饰使用权作为赞助条件,请交际花做代言。

  王莲英身上穿戴的首饰,很多就是租来的和商家赞助的,或打着借的名义,由朱子昭出面,从一些富豪人家那里变相借来的。首饰的物主一听说王莲英的死讯,都来找鸨娘要东西索赔。鸨娘登寻物启事的动机,是心疼钱。

  鸨娘登报发启事,引发了第二件节外生枝的事件:启事登出去,立即有回应,但上门的不是线索提供者,而是大群记者,他们把妓院围得水泄不通,要求鸨娘多多爆料。

  新闻这东西,最看重时效性和独家性。阎案成为会热点话题,警方比较注意媒体沟通,注意言辞口径,

  发布官方公告,向外界公布案件的内情和侦破工作的进展。这些信息是对所有报社统一发布的,而且警方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公告内容还非常简短扼要。各家报社在同一时间,听到以乏味的官腔发布的相同内容的简单公告,刊出来的内容大同小异,价值不高,于是记者开始想办法自行打探独家新闻。

  阎案的两个当事人,一个已经死了,没法开口说话;另一个跑了,采访不到,就算抓住逮回来,估计也不许采访。接触不到主角,还能退而求其次,接触配角。记者们早就盯上了鸨娘,现在她登报发启事,看来是有话想往外讲。记者们来找鸨娘,让她爆料,兴趣重点已不是死掉的王莲英,而是急着从死人身上挖掘出和活人还有关联的新闻。

  没人在乎王莲英死得有多惨,也没人在乎那些首饰的下落,现在记者们就想知道,王莲英和阎瑞生是怎么认识的,和朱子昭这些年又是什么关系。尤其是朱子昭,当初王能当花国总理,靠的是他;这几年把王捧成当红交际花,靠的还是他;把自家的汽车借给阎瑞生,让阎能在郊外谋害王的人,依然还是他。王死了,阎跑了,你一个开妓院的老鸨子,不值得我们采访,眼下最有新闻价值的是朱子昭。他父亲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大慈善家朱葆三。只有把报道的焦点转移到他身上,渲染富商公子与名妓交际花往来纠葛的花边新闻,再重点强调朱子昭是朱葆三的五公子,把朱会长、朱公子和交际花串在一起,爹做慈善儿风流,花花大少配娇娘,这标题保准勾人,这才能从真人真事里炮制出新闻段子,这事才有保持热度并继续报道的价值。

  这个鸨娘是有丈夫的,叫王长发。两口子在四马路会乐里开高等妓院,接待的客人都是权势富贵人物。相比一般老百姓,他们见过一些花界和上流社会的大世面。这行又属于和人打交道的服务业,从业者必须擅长花言巧语,再加上干女儿这些年又成了花界名人,他们具备一些应付记者的经验。

  但过去和记者来往属于逢场作戏,这次却大为不同,记者们就跟无缝不钻的泥鳅一样,专门打探个人隐情:王长发有大烟瘾,鸨母在外面还与其他男子“处相好”,朱少爷当初是怎么认识的王莲英,除了朱少爷和阎瑞生,王莲英还有几个男朋友记者们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问得出来,打探到一点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报纸立即就刊登出去。

  面对记者们刨根问底的持续骚扰,两口子从来没见过这般阵势,也给吓住了,又去求助警方,扮出苦相请警察为他们主持公道。华界警方正为鸨娘没跟他们提前打招呼就私自登启事的行为深感不满。警方训斥王长发两口子,这几天已有大批记者去采访,小道消息满城纷飞,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瞧瞧你们俩干的好事,要想破案擒凶,先管住你们这张嘴,节骨眼上别再添乱。

  在那个时代,对新闻报道的道德标准、记者探访的行动方式和对被采访对象个人隐私内情的披露底线,都缺少相关的立法。报社对报道内容是否做到客观公正与真实全面,也没有官方主管部门来实施审核约束,一切靠自觉。报社为吸引注意力和提高销量,没有把关的底线,什么都可以做,一切靠自觉,纯粹就是不自觉。大报的调查记者和小报的娱乐记者,做起事来也没什么区别,时事报道和娱乐报道混淆不分,新闻报道和新闻事没有界限,一切看事态发展。一个热点事件刚发生,报社尚可以持重谨慎地去进行一本正经的报道,一旦注意到大众对热点事件已经产生浓郁的猎奇心理,便立开始搞噱头,打穿插,转为八卦新闻。当时的报社和记者身上,普遍具备三个“勇敢行为”:什么都敢问,什么都敢登,什么都敢编。还有报社曝出,朱五公子是风月场上的老手惯客,除了王莲英,还和另外几个名妓往来密切。他们把火力对准朱子昭,意在刺激富商朱葆三。这老头见多识广,老奸巨猾,知道这是别人憋着想看他的热闹,深居简出,不吐露对此事的任何看法。王长发夫妇也被警方勒令不得接受采访。这下报社断了信息源,问不出新东西来,也就没什么独家新闻好登,只剩下“编”了。

  7月2日,《申报》先打出广告,表示要刊发连载《莲英被害记》,随即有其他报社迅速跟进,刊出《莲英痛史》《花国总理惨案》等相似的连载。这些连载都没有明晰的文体,打着纪实或时评的招牌,往里边掺了很多无法考证的情节。有的连载给王莲英编出一个杨姓前男友,称杨姓男友与莲英情投意合,要给莲英赎身,而贪财的鸨娘嫌杨姓男友家境平凡,拿不出大笔赎身费,把莲英视为一棵摇钱树,舍不得这么早就放走,生生打散了这对璧人,莲英心灰意冷,待一年过后,才遇到朱五少爷。还有的连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称莲英与杨姓男友并未彻底中断关系,二人早有啮臂之好,已私许终身,朱五少爷这些年为莲英大撒金钱,却发现莲英的芳心另有所爱,先醋意大发,LED照明职业:不是一切做...。恼羞之余动了杀心,定要除掉这个负心女,雇请同学阎瑞生做杀手。这案子不只是凶杀,还是情杀和仇杀哩。这些连载一个比一个邪乎,越说越离谱。报社就此事刊发各种爆料、连载、评论,在社会上引发了第二轮热潮。

  八月上旬,在外逃窜的阎瑞生终于在江苏徐州落网,于当月8日押解返沪,先交由法租界初审。阎瑞生落网,相当于“主角”回来了,立即引发第三轮关注热潮。

  法租界会审公廨原计划在8月20日对阎案做第一次公审,开庭前夕,因为闻讯来看热闹的人过多,担心发生意外,不得不临时换地方。在报社的持续披露下,王莲英的男朋友团队也在继续扩张,又被曝出还有石姓和张姓男友各一人。同月27日,法租界将阎瑞生押解到龙华的淞沪护军使官署,转交华界。华界警方按老规矩,一边加紧审讯,一边通过发公告,持续向外界披露审讯进程,公布一些犯人交代的作案内情。

  当“官方权威连载”终于取代了各种“独家新闻连载”,王莲英的男朋友团队总算是不再扩张了,之前的情杀说和仇杀说也偃旗息鼓。报社并没有就此前的失实信息做解释和澄清,既然警方公布犯人口供,他们又自动转为心理学家和社会评论家,通过这些口供,深入剖析阎瑞生的人生经历与内心世界,为公众讲述阎犯的心路历程。

  随着警方持续向外公布审讯口供,报纸上各种深入剖析增多,第四轮关注热潮到来了。

  书局和报社开始销售、连载各类侦探凶杀题材的外国小说,最受追捧的是“开膛手杰克”和“白城魔鬼”,即十九世纪末,分别发生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芝加哥的两起系列杀人案。阎瑞生并不是什么惯犯,他杀人动机就是简单的图财害命。而这两起外国案件的主谋,都是有明显反社会极端思想倾向和人格缺陷的高智商连环杀人凶手,而且“开膛手杰克”还是一起至今没能确认真凶的悬案。唯一类似的地方,是杰克专杀低级妓女,白城魔鬼的受害人当中也有很多轻浮女性,而王莲英也是妓女出身,除此之外,案情性质完全不同。但书商和报社为跟风凑热闹,重点揪住“杀妓女”这点不放手,将这两个外国案件与阎案强行攀扯到一起,借机搭车蹭热度。

  到10月8日,警方对案情的审讯终结,市民对案情的了解却越来越糊涂。因为制造和传播不实信息,低廉快捷,是个事半功倍的事;而澄清谣言和解释真相,却费力还费时,是个事倍功半的事,“造谣一句线日,阎瑞生被押赴刑场枪毙,引发了第五轮热潮。

  从阎犯被正法的次日开始,以这起事件改编的各种时事京剧、评弹、文明戏、无声电影就开始公演和放映。这些就热点事件进行改编的作品,也越改越离谱,既然里边大部分作品的创作初衷是凑热闹跟风,除了粗制滥造的模仿以外,为吸引人气,还要毫无边际地发挥想象力,连《检察官地府会莲英》《莲英诉阴状》这等闹鬼题材的都出现了。

  2014年,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同样还是用这个事件做素材,当然故事情节同样被改编得面目全非。

  一件恶性杀人案,演变成一场全民狂欢运动。事件中的有些特征,只是在当时那种社会氛围下才有的时代特色,现在已经没了,或者说改变形式了;还有些特征,当时已出现,并一直保留下来,成为现代娱乐业普遍认同的行业标准。

  秋原,1979年生于北京,满族。历史读物作家,电影编导,摄影师;著有《清代旅蒙商述略》《茶馆之殇》《乱世靡音》等。